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的固本之策。乡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1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6%。公开媒体报道，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同期，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已从重点工作推动进入全面落实部署阶段，但是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以及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城乡利益格局也发生了深刻调整（如城乡差距如何进一步减少），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亟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如386199现象），农民思想观念也在深刻变化（如异域文化、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冲击），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总体还比较薄弱，治理的方式、手段还不能有效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不强，一些不良风气还比较盛行，迫切需要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加之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乡村发展纵深影响和负面冲击效应在不断凸显，例如：农民外出务工受到冲击、保、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农产品遇到销售和物流瓶颈，各地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亟需规范引导；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乡村旅游遭遇打击，旅游带动三产融合、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过去几年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面临应疫调整；乡村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面临挑战，云课堂、云医疗、基层传染病防控等新公共服务手段亟需长效机制和普及普惠；疫情催生全民数字化，农民群众习惯了云端生产生活，给传统治理手段带来挑战……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向基层下移，通过县-乡（镇）-村联动，把更多服务资源、要素资源、项目资源下沉到乡镇和村，提升基层部门、派出机构、社会组织、群众自治机构的治理手段、工具和效能。